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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绍特地召开了一次以“迎天子”为主题的会议，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：
一种意见来自沮授。他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，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，把“迎大驾于西京，复宗庙于洛邑”发展成把天子“迎”到邺城，在这里建都，进而“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畜士马以讨不庭”。
另一种意见是由郭图和淳于琼提出来的，他们认为，汉家王朝被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情。如果把天子迎过来，得不偿失。听他的，自己就说了不算；不听他的，就会落个骂名。
沮授不同意郭图、淳于琼的主张，他对袁绍说：“现在能把朝廷置于邺城，顺应潮流，也是您的仁义之举，如果您不早作打算，一定会有捷足先登者。做大事情，千万不能犹豫，才能取得成功。”
而袁绍恰恰就是那种在大事情上不能当机立断的人，熟悉他的人，对他的评价是：“迟重少决，失在后机。”（《三国志》卷一○《荀彧传》）因为陷入到对控制天子后会带来的种种不便的忧思中，袁绍沉吟不前，主动放弃了这次时机。沮授假想中的“捷足先登者”随之出现，那就是新任兖州牧曹操，而他又面临着实际的困难。
曹操在收复兖州后，并没有对兖州进行应有的战后重建，而是把兖州搁置起来，转而进入豫州。从现有史料看，曹操由陈留进入豫州是以陈国为突破口，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“兴平二年”条记载说：“兖州平，遂东略陈地。”“建安元年春正月”条又说：“太祖军临武平，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。”从这一进军方向的选择上看，意图明显：
第一，豫州的陈国（治在陈县，今河南省淮阳县），据《后汉书》卷五○《陈王宠传》：“中平中，黄巾贼起，郡县皆弃城走，宠有强弩数千张，出军都亭。国人素闻王善射，不敢反叛，故陈独得完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。及献帝初……时天下饥荒，邻郡人多归就之。”此次曹操进军陈国，想必看中了陈国的未遭兵燹，可能为其提供给养，借以稳定军心，保存实力，建立一块替代兖州的后方基地。
第二，从当时曹操集团的人员组成看，曹氏和夏侯氏是其军事将领的中坚，他们来自豫州的谯沛，属曹操的亲族；曹操身边重要的谋士，被曹操称之为“吾之子房”的荀彧，来自豫州的颍川，颍川荀氏是士林名族，对于豫州士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。这对于在兖州触怒了士大夫的曹操来说，能通过荀彧而再获士大夫的信赖，尤为重要。而陈国与兖州陈留郡、豫州的沛国和颍川郡接壤，这就大致可以明了曹操选择陈国作为进入豫州第一站的用心了。
而放弃兖州，进入豫州，既然是曹操做出的战略性的转移，那么，在豫州站稳脚跟，加以经营，才是上计。况且豫州境内还有袁术的势力和黄巾余部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这时去“迎天子”，《三国志》卷一《武帝纪》中说“诸将或疑”。
而与诸将态度相反，荀彧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问题，讲“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，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”，我们知道，晋文公能够成就一番霸业，得益于他效仿了齐桓公，尊崇周王；高祖刘邦要逐鹿中原，得天下，还要为义帝服丧，赚得个民心所向。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，要想成大事，就要“奉天子”。这是无法绕过去的一环。而实现了“奉天子”，就可以获得三项收益：一是得民心；二是服俊杰；三是致英俊。得民心是曹操再度立足的根本，服俊杰是曹操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凌驾于其他地方割据派的表现，致英俊可以弥补曹操目前人才短缺的不足。而这一切是符合曹操“匡天下之素志”的。因此，诸将的疑虑实属短见。而此次时机的再现，则不容错过。错过了，想追也追不回来。
荀彧就这样极大丰富了最初由毛玠倡议的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的观点，而曹操又是一个能断大事的人，这是他与袁绍的不同。荀彧所描述的“奉天子”后的美丽前景，足以使曹操不再停留在通使的循环往复中，而是要迈出那关键的一步，发兵西进，掌控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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