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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环境
吴承恩虽一生悒郁，未能在政治上奋进，却是一位长寿的文人，他活了八十多岁，历经孝宗（弘治）、武宗（正德）、世宗（嘉靖）、穆宗（隆庆）、神宗（万历）五个朝代，正所谓五朝弊政皆亲历，壮志功名未遇时。他生活的年代，正是明代中衰时期，帝王荒淫无耻，昏庸腐败，朝廷权奸握柄，朋党林立，互相倾轧。中国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大奸臣、大阉党，都产生在这个时代。如弘治年间的李广、蒋琮，正德年间的刘瑾、万历年间的冯保均为太监，其中尤以刘瑾阉党气焰最嚣张，以致北京城内流传有两个皇帝：一个坐皇帝，一个立皇帝；一个朱皇帝，一个刘皇帝（详见张萱《西园闻见录》卷100“内臣”）。严嵩是嘉靖年间大权奸，严嵩父子曲意媚上，贪鄙奸恶，窃权弄柄，当时曾一度握过大权的夏言、徐阶等人，也不是善良之辈。在明代皇帝中，武宗极好色，除立“豹房”令四方献美女供其淫乐外，还常常带兵外出寻欢作乐，“凡车驾所至，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，至数十车”（毛奇龄《明武宗外纪》），又“遍入寡妇、处女家，掠以出，号哭震远近”（《明史·谷大用传》）。以致他每临幸，“民间尽嫁其女，藏匿妇人”，“市肆萧然，白昼户闭”（《明武宗外纪》）。世宗不仅穷奢极欲，多次大选宫女，还想吃灵丹妙药，长生不老，于是“一时方士如陶仲文、邵元节、蓝道行辈，纷纷并进，玉杯牛帛，诈妄滋兴”，或被封为真人、国师，获取高官厚位，或赐庄田、金银，享受优厚俸禄。他们出入皇宫，深入禁地，“口衔天宪，威福在手，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”（《明史·佞幸传》）。世宗从小崇道，天天往西苑炼丹修道，自“壬寅宫变”，几乎被宫女勒死后，自称尘外之人，移居西苑，奉玄修道，不视朝政了。而道教得势，佛教即受到排斥，这些隆贵的真人、国师在《西游记》中留下了暗影。当时，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，抨击朝政，力图革新，结果被杀、被囚、被贬，更兼以东、西厂、内厂以及锦衣卫编织成庞大的特务网，到处出没，残害无辜，有些人往往因为一言半语获罪而横遭虐杀。《西游记》中祭赛国之锦衣卫，车迟国之“四下里快手又多，缉事的又广，凭你怎么也是难脱”的情景，正是对明代社会的揭露。监禁、酷刑、苛税几乎威胁社会各阶层人的生存，那冷酷险恶的政治气流，不消说是普通的百姓，就是士林也噤若寒蝉。在这黑暗、沉滞、恐怖的时代，吴承恩亲眼看到整个社会：
行伍日凋，科役日增，机械日繁，奸诈之风日竞。（《赠卫侯章君履任序》）
并尖锐地指出这是“群魔出孔窍，白昼搏人繁聚啸”（《二郎搜山图歌》）的社会，这恶浊的现实“匪独天数也，人亦与有责焉”（《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》）。
吴承恩生活的年代，也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。封建统治者的暴虐，土地的兼并，赋税的加重，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，使经济破坏，天灾人祸到处出现。吴承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，又一直处于社会中、下层，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，耳闻目睹过一些民众奋起反抗政府的动人事迹，尽管他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，没有公开表示过对这些“草莽英雄”的同情，如李卓吾称赞林道乾（见《焚书》卷四《因记往事》），但在严肃的现实面前，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种同情，甚至共鸣，这在塑造《西游记》孙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迹。
在社会衰败、动乱的景象中，又连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抢，战火不息，民生涂炭。当时，北方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的战争威胁，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。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，鞑靼部兴起，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，其孙俺达汗史称“小王子”，势力更强，屡次率兵侵入内地。因为明朝边将把“诸边军粮百万，强半贿嵩”（《明史·丁汝夔传》），以致军士饥疲，边防大坏，在世宗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严重情况。在东南沿海，倭寇自十四世纪就开始侵掠，因明成祖永乐年间，辽东望海涡战役中，倭寇被明总兵刘江率领的军队一举全歼（详见严以简《殊域周咨录·日本》）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不敢大规模骚扰。至明世宗时，倭寇因与沿海豪强富商勾结，又猖狂起来。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，兼督备倭，他逮捕了一些与倭寇有联系的地主富豪和奸商，又积极练兵，堵击倭寇，取得实效。不料触动了“闽浙大姓”的利益，受其诬陷，竟致下狱，被迫自杀（《明史·朱纨传》）。从此“罢巡视大臣不设，中外摇手，不敢言海禁事”，而倭寇更加猖獗。严嵩当政时，其义子赵文华奉命督视海防，倾陷御倭督臣张经，严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，激起人民极大愤慨。吴承恩目睹国家多难，权奸弄柄，正直有用之士惨遭杀害，以致无力抵御外侮，遂在《重刻金陀粹编序》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飞之死，唾骂“奸邪误国”之秦桧，寄托自己复杂的哀思。在《西游记》十四回之后，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再降妖除怪，恐怕也有所寄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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